重庆被墙砖砸伤孕妇仍在救治中，胎儿未保住

而评价则是价值评判，是对相互冲突原则之间优先性的决定过程。

故直道而行者，毁誉不出于区区之身，善与不善，信之百姓。但根据上文的叙述，如果对郭象的圣治命题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民本取向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那么，追求自由个性，保障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，不仅是郭象圣治命题及其民本取向的题中应有之义，而且可以代表其民本取向的终极目标。

相对于当代流行的法治，郭象期待的圣人之治或圣王之治还可以简称为圣治。20世纪初，此书由严复以《群己权界论》为题译成中文之后，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那么，如何根据郭象的《庄子注》来把握郭象的法理学？尤其是，郭象在中国法理学史上的贡献到底是什么？回顾数十年来的郭象研究文献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让人略感意外的特点：不少学者都喜欢把郭象与古今中西的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。再看《逍遥游》篇中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一语，郭象注称：天地者，万物之总名也。先看《外物》篇中的人有能游，且得不游乎。

因此，圣人都是本末兼知的，知本代表内圣，知末代表外王，知末就是履行君主的职责。因而，郭象的这段注，虽说‘尧以不治，治之，而它和‘或者的观点（实即庄周的原意）的不同，就在于他强调的是‘治之，而‘或者强调的是‘不治天下。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包含珍贵的人权文化资源，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、民权思想，以及关爱妇女、儿童、老年人等的人权思想。

近年来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推动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进入国际议程，西欧、北欧等部分西方国家也更加重视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，但美国仍然我行我素，不批准联合国《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，还在实践中坚持单一、僵化的人权观，片面强调作为人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，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人权观，特别是继承和结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人权是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热词之一，有越来越多国家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实施过程中纳入人权视角，考虑对保障人权的具体影响，这种趋势在联合国语境下被称为人权的主流化。这些文件都提到人权是基于人格，基于人的固有的尊严。

所谓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，以既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，但有更高的内在要求。中华文化对人权的看法和联合国所倡导的人权观念是一致的。

这种做法不符合西方文化主流，只是片面地从西方文化中选取了有利于自己的部分。人类发展到今天，合作是惠及多数人的公约数，我们不能只盯着中西方人权之间的差异。进入专题： 中华文明史 人权 。但当代人权是一个新概念，并非有史以来一直存在。

各国开展对话不仅要尊重和包容差异，也要持续开展去政治化的努力。中华文明、中国哲学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整体性思维和宏观把握，把所有相关因素用系统论观点统筹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再进行分析，这与西方社会偏重微观分析思路不太一样。中国抗疫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从新生的婴儿到百岁老人都要救治，这既是民本思想的体现，也集中反映了中国的人权观。从历史文化中延续下来的扶贫济弱、尊老爱幼、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，比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

其实，东西方文化都有尊重人、合作发展、和平解决争端的理念，但美国的经怎么就念歪了呢？ 从本质上看，美国片面强调一部分权利，只看别国缺点不看优点，只看个案不看整体，不搞建设性对话与合作，而是搞攻击、贴标签。近代以来，中国人为国际人权文书的制定起草做出过杰出贡献。

《世界人权宣言》说：人人生而自由，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。国际社会应该怎样关注人权？首先，从国内法出发，各国不仅要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主体地位，也要尊重他国求生存、谋发展的愿望。

从孔子开始，中国人强调人者，仁也，把个人对他人的关爱和义务置于社会构建的首位，到今天中国人依然强调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、权利与义务的相互联系。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，之后又陆续通过多个核心人权条约。这种整体性思维厚植于中国的文化传统。三者失衡则难以实现人权的可持续发展，合力方能构成国家人权事业发展的全貌。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发展权的决议时，美国一再成为投反对票的国家。柳华文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。

举个例子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是儒家经典理念，在基督教、印度教、伊斯兰教里也有类似的表述，人们称其为黄金规则。就当下的人权发展而言，一方面对权利的满足要尊重文化传统，考虑到社会的可接受性。

中华文明史包含珍贵人权文化资源 所谓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塑造中国的人权观，首先是塑造了中国人思考人权问题的方式。尊重、包容、和谐的中华文化，倡导整体性思维的中国人权观，对当今世界的人权发展对话深具启示意义。

读懂中国的人权观，也须将其置于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语境之中。从古至今，不同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倡导对人的尊重，法治和人权思想在其中萌芽生长。

在古罗马，人指的是有公民权的男人，女人并没有公民权，奴隶、儿童也都没有独立的人格。中国人数千年前就提出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天地之间，莫贵于人，把人摆在社会和价值体系的重要位置。这些做法表明其没有严格按照人权公约的宗旨和精神对待人权问题，甚至也没有按照本国国内法所标榜的人权和法治精神来对待人权。总体而言，东西方社会都需要在吸收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向前发展。

另一方面也存在文化扬弃的问题。中西方人权观共同建构了世界范围内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，建立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。

其次，应对困难、威胁、挑战特别是全球性风险，各国需要开展建设性合作，攻击和制裁从来不是解决人权问题的正确途径。各国对于人的认识和重视、对人的价值的尊重都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，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。

他们富有理性和良心，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。人权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由来已久，令人遗憾的是，至今这种情况仍不时在国际场合出现。

比如儿童权利实践方面，现在特别强调倾听儿童的声音，尊重儿童主体地位，包括尊重与身心成熟程度相适应的判断权，而不是仅把儿童当保护对象。同时，人权所处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问题也越来越受关注。来源：中国新闻社，2022年5月5日。美国在人权方面的政治化表现，把西方对人权认识偏颇错误的一面放大了，所以其人权观不能代表西方整体对人权的理解。

在此基础上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形成了对什么是人权人权包含哪些内容的多元认识，基于对如何运用具体制度、政策、法律实现人权的不同认识，人们形成了各自的人权观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有教无类等理念，也对中国人权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所谓尊重和保障人权，并非人为去创造规则，而是守护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。攻击和制裁，不是解决人权问题的正确途径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产生的天下为公的概念和天下体系的思想，不断演进、发展，具有了平等、公平、正义等丰富的内涵，对促进人权保障、国家与社会治理等都有一定启发意义。

中西方在追求人权的基本理想、价值内容上有广泛共通性，但受历史、文化、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，在人权的认识和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。在中国人看来，人权事业是国家发展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，融合于整体的发展道路当中，民主、法治、发展是观察人权发展道路的三个基本因素。